上世纪50年代，姜国芝出生在吉林农安。如今的农安县，虽在长春一小时都市经济圈内，但在当年，却是一个封闭的农业县。

上初中的时候，她听大人说，城里有电灯，不用点油的；有火车，能把一些像房子一样的车厢连起来，在两条铁道上把人拉到很远的地方；城里人住房也和乡下人的不一样，把房子垒起来，住进去。管它叫“楼房”。

1969年，姜国芝初中毕业，同龄的孩子都上山下乡当了知识青年，而她被村里人当成文化人用了几个月后，派到公社做宣传工作。这一年1月，县里要征召3名女兵。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头一回的事儿，全县为之沸腾。

成为女兵的条件很简单：18岁，女孩，初中毕业，身体好，出身好。听到这个消息，姜国芝压根儿没想到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第二天，她接到电话，得知生产大队推荐她去县城体检。既然是大队安排的，她就乘坐马车去了，接受了严格体检。

全县88万人，只招3个女兵。姜国芝从没奢望过幸运会降落到她头上，尽管几天后又去省城长春体检了一次，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奢求。然而，直到一辆吉普车停在了家门口，她才知道梦想成了真。

公社领导在三级干部大会上宣布：“咱们公社出了一名‘女状元’，是老姜家的一个女孩子。你看人家，怎么能养出那样的好孩子，真是烧高香了！”

还有乡亲说：“孩子，你可给咱们公社争大气了啊。女娃儿能当兵，真是新鲜得很!”

姜国芝还没怎么跟父母告别，就被那辆吉普车拉走了。她和新兵们从东北出发，在祖国的版图上划下一道大大的弧线，落脚地在青海的平安驿农场。平安驿农场位于青海省东部，自古交通便利，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汉羌争夺的焦点地区。农场紧邻湟水，而湟水是黄河的重要支流。

姜国芝和新兵们在这里接受高原实用性训练，经常凿冰取水，颇有“旦辞爷娘去，墓宿黄河边”的感慨。

一个月后，她和部分新兵继续向西挺进，到了即将服役、工作的地方。一开始，她当了几个月话务员。经过一场简单的考试，她凭借初中学的有限物理知识，被选去当通信兵，后又成长为一名载波通讯技师。这一待，就是10年零10天。

从吉林农安到西北戈壁荒滩，新兵姜国芝想家了，就会看看天边的云彩。站在哨位上，在高原独有的灿烂阳光下，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上漂浮的白云，心想，那片云就是从东北飘过来的吧。

跟很多男兵一样，她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里要爬电线杆、拉石头、建房子、打猪草，还要忍受很多令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置信的艰苦磨练。而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服务西藏、巩固边防。

1969年3月3日，当姜国芝和十几个新兵搭乘汽车，夜宿一个兵站的时候，从广播喇叭里听到我国北疆发生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此之前，西藏也发生过武装叛乱，形势非常紧张。于是，大家本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原则，搞起了战备。

到高原后，姜国芝这些新兵挖了不少洞，在防空洞里练习如何打敌机、如何转移工作阵地，还挖了地下战备机房，作紧急疏散用。“部队经常搞战备演习，需要紧急集合，一次接一次地搞，有时一周搞两次，有时一晚上搞两三次。战备演习时，大家都要打背包、带上枪，有时还要夜里急行军，急行1至3个小时不等。”姜国芝说。

1971年，连队里来了一批上海、西安、重庆的女兵，年龄较小，很多活儿都不会干。姜国芝身为这批女兵的班长，心里不服输，觉得要带她们做出一番成绩，实在是太难。因为女兵年幼无知，还闹出了几个笑话。

连里只给炊事班留了一个男兵，叫尹根仁。由于大家没有做饭经验，要完成百十号人吃饭的任务，着实不容易。这样一来，尹根仁的存在价值就极大提升了，不仅成了娘子军里的党代表，还成了厨艺技术顾问。

每当做饭时，在那个热气腾腾烟雾缭绕的厨房里，就会传来女兵娇声娇气地喊声：“老尹，要下多少米？要发多少面？馒头是不是能起锅了？炒菜要放几盒肉罐头……”尹根仁性格很好，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

连队里养了十几头猪，这活儿也归炊事班管。自从这些十多岁的女兵接管炊事班后，女兵们便要承担挑猪食的任务。当女兵挑一担稀里咣当的猪食，颤巍巍地从连队的院子里经过时，都是一道精彩的风景。

轮到女兵粟华挑猪食去猪圈了，她迈着京剧表演舞台上的花旦碎步，紧张的两手在自己的下颚握着扁担，那一支扁担加两个木桶就像一批捣蛋的小马一样前仰后翻，总不听她使唤，有时还把猪食撒得沿路都是。

此时，全连官兵都对着她指指点点，拍手大笑起哄。尹根仁见状，让她在猪食桶里放几片白菜帮子。此招一出，果然有用。

新兵小郑去给猪喂食，看到顽皮的小公猪向母猪追逐、示爱。小公猪生殖器露出来一节，把小郑吓得花容失色，急忙报告尹根仁：“不好了，快去看看，有头小猪的肠子出来了！”

小郑的话把大家吓坏了。死伤一头小猪，也算是一个事故啊，该怎么向连队交代？大家赶紧去猪圈，一看，尹根仁知道了个大概，窘得无地自容。

女兵们七嘴八舌地问：“老尹，老尹，小猪怎么了？”

老尹并不老，也就20岁出头的年龄，羞涩的眼神一直躲闪着大家，嘿嘿嘿地笑个不停。大多数女兵明白了个大概，也是捂住嘴巴，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只有小郑还在冒傻气地问：“老尹，那头小猪到底是怎么了？不碍事吧？”

女兵齐声说：“不碍事。小郑，咱们先回宿舍再说。”

从第二天起，小郑似乎一下子变成熟了，说话再也不敢大大咧咧地了。

姜国芝带这样一群新兵蛋子，虽然辛苦，但是她必须做好榜样，该严肃的时候一定不能活泼。为了不辜负家乡人的期望，她入伍半年就加入党组织，第三年就成为一名军官。

由于部队刚组建没多久，为了建好营房，战士们的劳动量特别多，每天的日程表上除了“天天读”“夜夜看”，还要“天天练”。

“天天读”，也就是读毛主席著作。人们凭着朴素的感情，对毛主席著作做到了“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在军营，学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安排更是雷打不动。“我们每天在军事训练、专业学习、劳动开工、整修路线前，都要读1小时的《毛泽东选集》。大家学习的劲头和热情毫不含糊。”

姜国芝一开始学毛主席著作时，只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或是俯身在宿舍的大通铺边学习。后来，每名战士领到了能折叠的小马扎，她们就利用休息的时间学习。再后来，有了小方凳，大家都伏在小方凳上学习。有时，大家围坐在一起，由一人领学。

读毛主席的书，当成了治疗自己思想问题的小药箱。思想里出了麻烦，自己就到书中去找答案，让自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当时流行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都要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儿里头热乎乎，哎，好像啊，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哇，毛主席是我们的引路人呐，干起了革命劲头足……”

姜国芝说，毛主席的书，成为她的文学启蒙书。“很多篇章富有哲理，很多段落精彩浪漫，很多修辞严谨，能训练写作的基本功。”

“夜夜看”，就是偷偷地看“禁书”。“文革”期间，虽然《红岩》《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唐诗、宋词等一度被禁，但依然阻挡不了一些青年对知识的向往。

“有些女兵背着连里干部，利用夜里在载波机房值夜班的时间，只要没有机器的测试和电路故障处理工作，就偷偷看这些‘禁书’。有些女兵利用休假的机会，从内地带一些上高原，大家争相阅读。 ”

这一时期，姜国芝不仅看书，还抄读书笔记，恶补自己较匮乏的文化知识。许多年后，她还清晰地记得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它既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迫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动。”

“天天练”，就是钻研业务。姜国芝所在的通讯部队，曾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签发文件成立的。此时，刚组建才半年多时间。连队总部在格尔木，虽然只有3栋小房子，却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部队里，载波、电源技师都是被解散的武汉通信兵技术学校的资深教员，他们很多人都是1964年我军大比武时的技术尖子。为了架设青藏国防通信线路，这批技术尖子义无反顾地把妻儿留在内地，组成一支技术精良的骨干团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

载波是通信里一门比较复杂的技术工作。它属物理学范畴，以电学为主。当时，半导体已经问世，大家公认，载波技术要学的知识很深。在通信部队，流传一种说法：“载波值机员的脑壳子，外线维护员的脚脖子，报务员的手腕子，话务员的嘴片子”。

有了前辈们的传帮带，姜国芝学技术来得特别快。先接受理论学习，然后上机实习。前辈们的要求是：要把机房所有的载波机方框图背下来，说出每点信号输出的电平值；在规定的时间里，说出每个机盘的技术性能，是几级放大；在密密麻麻的电器元件里，指出各级放大器三极管的位置，找到哪个电阻是决定这个放大器工作点的；要尽快排除不同机盘中人为的模拟故障；在废弃的配线架上学焊接，要求1分钟内完成若干个点的搭焊、勾焊、绕焊，并保证焊点光滑饱满……

姜国芝看着密密麻麻的元器件，先是头皮发麻，然后蹑手蹑脚地去实践操作，被前辈们骂了几次后，专业名词、操作步骤也就慢慢记下了。

谈起这支光荣的通信部队，姜国芝兴奋地说，因为这支部队建成的线路，真正把北京和拉萨连在了一起。

这支部队担负着《人民日报》传真版的传输任务，实现了把党中央的声音第一时间传递到雪域高原各个角落的目的；这支部队保障了科学实验一号、二号人造卫星的地面接收站任务，让这些地面信号源源不断地向北京传送；这支部队频繁奔波于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各机务站，不断安装调试更新机器，确保万无一失……

“有专项任务时，大家都在一级战备状态下工作，由专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反映机线质量的导频表。一有情况，立即逐级报告。”

为了测试各站点之间的通信状况，大家通常都是通宵达旦地作业。在机器还没进入集成电路的时代，查找故障点、更换元器件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

“由于线路经常受到高原特有的狂风、暴雪、低温的影响，每次调试都很苦难。为了保障通信畅通，我们这帮人一班接一班地轮换，冲锋陷阵，每个人都熬得疲惫不堪。”

李恩起技师以技术过硬、工作任劳任怨而被大家所熟悉。有一次，姜国芝和另一名女兵接大夜班，看见已经打了几个通宵的李恩起躺在机房的水泥地面睡觉，睡姿极为不雅；而他带的两个值机员，正束手无策地守着带有故障的机器坐着，一言不发，生怕打搅李恩起的美梦。

姜国芝和另一名女兵都是爱笑的人，看到此情景，觉得特别滑稽，就哈哈大笑起来。

李恩起醒了过来，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木讷地看着两名女兵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故意凶巴巴地说：“笑！有什么好笑的？我实在坚持不住了，熬了好几天夜，浑身跟散了架似的。”

姜国芝和战友不敢再笑了，立即拖了一条凳子给李恩起坐下。李恩起缓了一缓，才慢慢回过神来，又继续查找故障。因为早晨6点前，电路必须全部恢复，任何一名军人都不敢怠慢。

“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真的不该取笑李恩起老师。话说回来，他那会儿已经40多岁了，连轴转，真让人吃不消啊。可是为了工作，我们的这些老前辈从来就不曾懈怠。”

许多年后，姜国芝还对爬电线杆的训练记忆犹新。“抢修排在连队小院里栽了4根8米高的电线杆子，这是男兵们‘天天练’的场地。绑桩、拉线、紧线、接线、扎隔电子等所有外线业务，基本都被男兵们包揽了。初到连队，领导就对我们女兵提出了更高要求，说女兵也要学爬电线杆。特别是《我是海燕》那张油画问世后，更激起了我们女兵心中的干劲。大家认为，男人能办到的事儿，女人也办得到；觉得通讯部队里的女兵不会爬杆，那简直就不算通信兵。于是，女兵又加入了男兵训练的行列，天天练1个小时。”

能爬上8米高的电线杆子，对女兵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的爬到一半，就像坐电梯一般滑了下来；有的爬到杆子顶上向下俯瞰，紧张地双脚像在“发电报”；有的在杆子上把脚扣弄掉了，成为“空中飞人”。最后，通信部队还是训练出了许多海燕式的巾帼英雄。

在通信线路春秋两季的大整修中，女兵也与男兵一样上线路，成为连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记得有一年大整修，女兵诸宁从8米高的杆子上掉了下来，掉到电线杆底下的沙地上，没有摔坏一点儿。大家及时跑到诸宁身边，轻声安慰，都对大漠里的沙子心怀感激。事后，高副连长对意外事故作了分析，假如她的脚还套在脚扣里，上面失手，头往下吊着，就不堪设想了……那天，诸宁的午饭也没吃，本来黑红的小脸变得惨白，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眼眶噙着一滴不甘心流下来的泪珠。

姜国芝认为，这段军旅生涯是她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一群胸怀理想的年轻战士们，在粗犷、辽阔、静谧的高原上，带着脚扣、保险带，沿着雪域上的大漠戈壁，在一望无际的火柴杆一样的通信线路上快乐地行走、追赶、奔跑，是人生最为浪漫的事儿。“试问，有多少人一生中能享受到这样的大自然的美丽？”

艰苦的环境、奋斗的决心，磨砺了女兵们乐观、豁达的意志。她们把所思所想融入笔下，集体创作了一首《我们是毛主席的传令兵》。歌词是这样写的：“脚踏雪山，头顶蓝天，一颗红星金光闪，我们是毛主席的传令兵啊，革命的顺风耳呀，党的千里眼。万里昆仑护银线，云中展翅似海燕；战风沙，斗严寒，银线畅通我心里甜……”

关于“5·30”工程，几乎每一个老高原人都记得，那是中央在1970年作出的一项英明决定。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那年5月30日亲自批准签发的这个著名工程，工程任务是铺设格尔木至拉萨1400余里的输油管道。

“这个工程要穿越唐古拉山，穿越无数的冰河和高山草甸，宏大而艰巨。它是修筑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之后，为了西藏建设而启动的又一项重大工程。”姜国芝介绍说。

当时，姜国芝所在的部队与北京来的通讯大队指战员合作施工，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安装机械、调试设备，承担起了输油管线全线配套的通信施工任务。

也正因为这项工程，连队盖起了一个小二层楼，还打造了新机房。

“5·30”工程是广大官兵用血汗甚至生命为代价铸成的。“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在极特殊、极恶劣的施工环境下，官兵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算手握一支神笔，也无法把这些故事全部说出来。”

许多年以后，姜国芝还记得当时每周六都要看一场露天电影。晚上，在一块空场上，扯一块黑边的白银幕，放映露天电影。官兵们有时顶风冒雪地看，有时也会中途散场。播放的总是《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虽然没有新鲜感，但在部队这算是政治任务。施工劳动一天了，也只有看电影的时候，才算是唯一的娱乐活动。没有特殊情况下，大家都必须去看，指战员都乐此不疲。

播放电影时，有时是几支部队集合在一起看，有汽车兵、医院、仓库勤务连、通信部队、大站机关的，好几百人。大家统一着装，打背包当凳子坐着，也有条件好的统一带条小凳子到格尔木大站操场上观看。观影的队伍有七八十米远，外围还站着零散的军民观众。有的观众站得太远，听不清也看不清，但是场场电影几乎都爆满，不时还能传来观众的笑声和掌声。

“有一天吃完晚饭，工程施工的一名战士随队伍去看电影。走在路上，他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向连队的值班员临时请假。队伍先走了，他就坐下来歇歇。谁也没有想到战友们在欢乐中看电影呢，他在路上坐了一会儿后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

1976年11月18日，姜国芝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输油管线工程竣工顺利通油庆功大会。她作为一名战斗员代表，出席了那个盛大的庆典。凭借一张出席证，她领取到了“前门烟一条，白糖二斤”。这是物资匮乏年代里，对功臣们的特殊关爱。她把出席证像宝贝一样珍藏了20多年，最后交给了部队的首长。

会后，代表们观看了文艺演出，欣赏了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和男高音歌唱家常留柱的精彩表演。可是想起了那些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官兵们，她默默流下了泪水。

“青藏线上留下了太多感人的故事，那里有一帮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默默为青藏高原付出了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姜国芝动情地说，“我很荣幸年轻的时候，在高原上待过10年零10天。留下的记忆，足够回味一辈子。”

1979年，怀孕8个月的姜国芝搭乘一辆军用飞机回东北休假。途中，她邂逅了一位生命中的贵人，给了她一张纸条，让她获得了调动工作的机会。她来不及与格尔木的战友们告别，就匆匆离开了高原。

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看到了茫茫昆仑山脉、纵横交错的山峰和一望无际的大戈壁。高空中，蓝天显得更深、更蓝。壮美的山河，被阳光染得金灿灿的。山峰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像打碎的镜片散落着，耀着她的眼睛。冰冷的青海湖，镶嵌在辽阔的大地上，就像两滴蓝色的墨点儿。那一刻，她真正体会到博大、粗犷、壮观、静谧、高远等形容词的含义。

回到东北后，姜国芝顺利办理了调动手续，并诞下了可爱的儿子。她在格尔木的手续和行李物品的邮寄，全由战友们帮忙办妥。她向战友们表示歉意，而战友们对她只有真诚的祝福。

后来，姜国芝在新岗位上忙于工作，一直忙到了2000年。对高原的思念，一直萦绕着她，挥之不去。期间，她还做过一次手术，把胃给弄丢了三分之二，至今仍戴着一个“癌症”的帽子。

因为没有与格尔木来一场正式的告别，让她在后面的岁月里惴惴不安、遗憾不已，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虽然只在格尔木待了10年时间，但在她心里，却永远以格尔木人、西藏人自居。

“那10年里，我亲眼看见4000里青藏线上，人们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不停地建设着。他们像蜜蜂一样，往来于西藏和内地之间，接受学习、增长知识、培训技能、探望亲人。他们如同虔诚的信徒一样，在漫漫青藏线上跋涉着，让我感受到人类是顽强的、是智慧的、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姜国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生活，离不开苟且和琐碎，但在高原上，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则简单得多。姜国芝告诉笔者：“2000年回高原的那一次，尽管官兵们已经换了一茬接一茬，但我与现任的领导们一见面，陌生感并未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反倒有一种水乳交融的默契，让我感觉无比真挚、亲切。他们对我非常热情，没有例行公事。回到格尔木，我仿佛回到了娘家。一路上都被善待，一路上都有奇遇。”

听着郑钧的《回到拉萨》，姜国芝利用这次重返高原的机会，又与布达拉重逢了。在走马观花的旅行中，她说：“拉萨是本很厚重的书，恐怕一个人老老实实地扎在那里一生，都很难把它读懂读完，决不是像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就有资格数点它的。”

离开西藏时，姜国芝挖了一小罐昆仑山的土、舀了一小瓶雅鲁藏布江的水回东北。当飞机从贡嘎机场起飞的那一刻，她的眼泪模糊了视线。

高原十年，留下不尽思念；故地重游，更增心中挂牵。姜国芝告诉笔者：“这辈子，我是走不出青藏高原了。”

（本文作者：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