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微的父亲是18军54师文工队的战士，母亲是18军军直文工团的战士。上世纪60年代，父母分别成为昌都地区文化系统和地委妇联的干部。那时的条件虽然艰苦，却因为有家人的陪伴，倒也其乐融融。

然而，疾病侵袭了这个家庭：父亲吴光旭病倒了，患上了脑瘤。“父亲是冒用别人的名字参军的。参军后，工作积极性高涨。在文工队，每临演出前搭戏台，总抢着爬上十多米高的地方，‘倒挂金钩’拴拉帷幕的绳子，一干就不计时间。大脑因为高原缺氧，头上的血管暴出皮肤，眼睛充血，以致他的脑部受到很大损害。”吴微回忆父亲的病因时这样说。

许多年后，吴微仍回忆起父亲头部数次开刀后瘫痪在床的情景：凌厉的病魔抽空了他的精气神，黯然的双眼偶尔星光闪过，病痛把才华横溢的父亲折磨得无比苍老。

“有一次手术后，医生把取出的脑瘤给我们看，说，别看这东西只有乒乓球大小，充血的时候有一个拳头大呢。我的心很痛，很震撼。更让我难过的是，在同病魔作顽强斗争期间，他渴望回到纯净的高原工作，常常守在收音机前听新闻，坐在轮椅上找熟人打听西藏的情况。那种急迫焦虑，那种折磨人的好强，从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中完全反映出来了……”

1975年10月，不满16岁的吴微似乎从母亲焦灼、困顿的眼神里读懂了人生的坎坷，得知了西藏招工的消息，告别了生病的老父，舍下含辛茹苦的母亲，放弃了学业，坐在一辆“解放”牌大货车的货箱上，从昌都走了4天，路过柔美的然乌湖，翻过惊魂的怒江天险，进入到桃花王国的波密县扎木镇——通往墨脱的起点，开始了漫长的筑路生涯。

接下来6年的时间里，修桥铺路、翻山越岭、高海拔、重体力、高原反应、饥饿、疫病、死亡，长途背运物资的惊恐、嘎隆拉山坚硬的阻挡、金珠河汹涌的咆哮、原始森林暗黑的生物，一切与理想极度冲突的现状，还有泥石流、雪崩、滑坡、塌方、垮山、烈日、暴雨，无数自然与人相互较量的斗争，都时刻考验着她的意志和毅力。

据后世的资料显示，吴微参加的这次筑路工程项目，从1975年动工至1981年停工，整个过程历时6年。期间，历经数次灾难，粗通约100公里，耗资2538万元，伤亡近百人，工程项目除自扎木大桥到翻过嘎隆拉山下的80K能使用外，其余路段损毁严重，无法使用。

而小小女工吴微参加筑路时，全然不知道这些，更不知道死亡的阴影、筑路的挫败将接踵而至。

众所周知，墨脱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直到2013年10月31日才“摘帽”。为什么这么难修？用当时一起筑路的老工人话说，修筑墨脱公路比红军长征过草地、比上甘岭战役还要苦、还要难。

而吴微知道，藏在深山里形似莲花谷地的墨脱，传说美丽、神秘又富饶，因为封闭，总令她无限遐想和神往。而她现在要做的就是早日修通公路，早日一睹她的真容。

初到工地，吴微曾在凛冽的雪原寻找食物，在海拔4700多米的嘎隆拉山上哭泣，在鲜艳的杜鹃花下思念亲人，在单薄潮湿的帐篷里憧憬明天，多次想要逃离。可是，集体的温暖、工友们的关怀，让她没有当逃兵。

“那是一群凭借理想和热血来干事创业的队友，他们的精神比金子还贵重。他们用简单的哲理和生活的幽默，超然地承受不能逃避的使命，赐予我一生难忘的友情，培植了我勇往直前的信心。我们共同面对一切，誓要坚守到最后时刻。”

1976年，扎墨公路上的扎木大桥修好通车后，吴微开始与嘎隆拉山天险结下了缘。

次年5月，她代表5分队在大战嘎隆拉的誓师大会上宣读了誓词，随即浩浩荡荡搬到了嘎隆拉山下海拔4200米的24K安营。

新营地三面环山，另一面是耀眼的冰川围住的盆地。正在融化的雪水蜿蜒流过草丛，流过帐篷边缘，洇出片片潮湿。

“我们女工班总共12个人，好几人在这里出现了高原反应，躺在了简易床上。正午的高温把帐篷变成了蒸锅，闷热加剧了身体的不适，呻吟、哭喊不绝于耳，少数队友当天被紧急转移回了扎木。剩下像我这样体质稍好的大部分人，第二天就跟分队队长、书记上山，去找自己的工地。”

早饭过后，一声哨响，吴微扛上修路的工具，穿上长筒胶靴，戴起安全帽、挎上装水壶和干粮的包，随大队人马向山势高峻陡峭的嘎隆拉山攀爬。每往上走几分钟，都要大口地呼吸，心肺都在抽痛，缺氧让人头晕目眩，海拔4700米的山脊喘息之声不息。她前倾的身体弯成弓，停在太阳的正面，拉长的影子边缘，身上的汗水和山上的白雪，像丝丝缕缕的云雾蒸腾；浸着汗水的背上炸药变得死沉，下坠的力量将她的双肩紧紧勒住，心脏剧烈地跳动，身体像枷桎梏，快要窒息了……

曾有英国著名的高原地理、生物理论权威断言，地球上高于海拔4500米的地区，人无法居住，5000米以上即为生命禁区。而吴微和队友们已临近生命的禁区，好不容易爬到自己工班的地段。

在这里，雪线上白茫茫反射的太阳光，直刺得眼泪长流。更难堪的是这里没有天然屏障，无论在哪个方向解手，女孩子们的隐私都会曝光。呆呆地站着，寒风猛吹，苍茫的天地施予人心理的孤独与渺小，倏然萌生了她的焦虑和烦躁……

大家休息得发冷时，有人想解手了，这咋办？

放眼望去，山上几百人，来自扎墨公路工程指挥部、机械分队、青年一二大队、包括工程桥工队、青年五分队的全部人马，分别在自己的工段修路，各处眼光若是扫过来，尴尬怎么回避？“最后班上的姐妹围成圆圈，面向圈外，忍着不良气味当了一回屏障。”

随后全班开工，先铲雪，在冻硬的坡面测定要去掉的土石，之后就铲土搬石打炮眼。冻土的坚硬阻滞了工程进度，不多久手掌起泡腰酸背痛，令人泄气，肚子也饿了，随即坐在工具上拿出馒头嚼。粗糙的面渣满口钻，干涩得无法下咽，就着雪或水壶的水灌下肚，冷得打噤，再经山风一吹热量散逸。

老天爷也来凑热闹，小雨、雪花漫山飞舞，气温陡降，整个人蜷缩成一团，抱着膀子俯视山下，驻地帐篷如同积木搭建的童话世界，炊烟袅袅缭绕其间，显得那么的遥远、虚幻。

下午太阳露脸了，云层下无数光束投射，融雪的山上杜鹃花开，一片生机盎然，人也来了精神。吴微在分队长的指导下，打炮眼、装炸药，因为觉得刺激好玩，她也想放炮。

当听到哨子吹响、开始收工下山时，还不到点炮时间，她先点燃一根烟，因为太紧张，不知怎么就点燃了手中的导火线。透过咝咝青烟，她见山上的人还没撤完，脸都吓白了，要喊他们“快跑”，可张不开嘴，腿肚子、心尖尖直抽搐。她简直不敢想象后果有多严重，嘴里直喊：“完了，完了！”

路过的一位男生大笑着说：“你把身上的导火线点燃了，还不拿下来？”

吴微一看，原来闹了个乌龙，神经一下放松，差点儿瘫在地上。

到了初冬，将离开24K之前，传来了噩耗：青年一大队一个男工班，收工后点燃一个土炮，但超时不见动静，几个小伙子犹疑一阵后凑近炮位准备排哑炮，忽然炸药爆炸了，4个年轻生命的鲜血溅出胸腔，印在山峰的乱石上……

4副担架由十多人抬着，缓缓穿行，趁着暮色下山。盖着死者的被子，显出死者并不清晰的轮廓。十几岁的吴微和年轻队友们，第一次看到死亡露出狰狞的面目，吓得不轻。虽然彼此不认识，但依然悲戚无比，傍着担架走，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从队友身上汲取依靠和力量。

收工前，吴微和战友们已打好几个炮眼。吴微在每个炮眼上适量埋下TNT炸药。为防出哑炮，她将一根多出平常长度一倍的导火线对折，形成两个端头套两枚雷管。因为怕受潮，原来的纸雷管全部换铜雷管。一枚铜雷管是25公斤当量。她又怕雷管松动、滑脱，就用牙齿将雷管上部咬紧，插到炸药里，再用小刀在对折的导火线上划个口子，现出了黑色的药粉。一会儿之后，她将点燃此处，引爆炸药。

第一声哨子吹响，整个山上的人马收拾工具准备下山。

第二声哨响，除了炮手之外，全体人员撤离。留下的吴微撤开导火线外圈上的棉线，裹一点儿火药自制成点炮的火种，将一把要引爆的导火线紧紧攒在手上，做好点炮的准备。这时，她的心里既兴奋也害怕，身体有点颤抖。

第三声哨响，她迅速点燃了导火线，一股清烟犹如毒蛇吐信，“咝咝”的火星快速往地底串，确定全部点燃后，她便飞身向山下狂奔。

下山的路湿滑，她的身体、头发迎着刚烈的风鞭撕扯，连滚带爬地跳跃、冲刺。沿路的植物、尖石划破了衣服，擦伤了手掌。陡峭的山坡，巨斧一般挥过脚底。衣兜里的雷管和着奔跑的节奏，互相撞击，传来噼里啪啦的乱响。腿在狂奔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踩踏地面的真实感觉，仿佛与身体脱节了一般，让奔跑变成了机械动作。直到十多分钟后，站在宿营地喘息时，她麻木的身体才渐渐恢复知觉。

抬头向工地上看，爆炸开始了，吴微所在班的土炮如一蓬蓬礼花绽放，没有一发哑炮，简直就是完美。“这样的完美，一直保持到打通嘎隆拉山公路。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身体和灵魂融入工作状态的结果。”

1979年初春，筑路大部队翻到嘎隆拉山南面，这里已经是墨脱区域。住在50K；再往前，修到了原始森林密布、气候湿润的地段，住在62K。

在62K，吴微和几位队友在林子里平整分队场坝时，看见一根埋得很深挡道的树根，大家一合计，准备把树根炸掉。老工人拉巴顿珠装好了炸药，叫大家安全躲避。对于这类小炮，吴微觉得与自己放过的开山大炮相比，简直是小儿科，她和许多队友都不怎么把这次炸树根放在心上。

拉巴顿珠点燃了导火线，跑到一棵大树后藏身。不长的导火线燃了仿佛一个世纪，就是没有爆炸之声。他忍不住探出头去观察，突然，炸药爆炸了。炸飞的树根呼啸着，向四面飞散。其中一根粗大的碎木，恰好砸到拉巴顿珠头上，携带的速度和力量像猎食的凶兽一样掀开了他的头盖。他的脑浆如沸泉般喷涌，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再溢流下来；他的身体瞬间被抽空了，人颓然倒下……

老工人的牺牲，让现场所有人既悲痛，又被这个惨烈事故惊呆了。“拉巴顿珠放的是一个小炮，以我们的经验来看，本不应该出现那样的安全事故。但正如意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冥冥之中的诡异，发生的几率谁也解释不清。”

担任女炮手期间，她也遭遇过几次险情，然而，无论是炸石头还是轰土方，只有一次被伤害过。一天，一颗蚕豆大小的飞石蹦到了她脚上，留下一点儿轻微的青痕。

“我真的很幸运，几乎没碰到意外事故。现在回想当年，没有被我狂奔时衣兜里哗哗作响的铜雷管、还有我用牙咬雷管的动作引发严重后果，真是后怕又庆幸！”

1981年，因资金紧张、自然灾害频发，筑路工人们努力修筑的墨脱公路最后功亏一篑，终结在离墨脱最后的30里，给大家留下了永久的遗憾。“队友的牺牲、大家的付出，十分悲壮，可谓气壮山河。虽然失败了，但至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我常想，被命运选择来修路，我们的牺牲，是为部分人分担了苦行；我活着，即便不轰轰烈烈，变成女汉子和钢铁侠，也要无理由地快乐着，也算一种生存的信念吧……”

1981年底，因为修建波密至墨脱公路全线停工，吴微便从扎木桥工队调回到成都昌运站当修理工。

初学修车，她像修路那样用蛮力，结果弄得自己的手上伤口累累。带吴微的师傅是林师傅，脾气好，不爱说话，应该怎样修理车，大都是用身教而不是言传。

“修车时，除了电、钳、铜工活儿外，细到如磨气缸、调阀门间隔、调刹车和变速档位、打黄油、换机油，大到使力气换轮胎和钢板、修传动轴、前后桥保养等，都是天天必做的。”

成都昌运站，担负着昌都运输公司和其他单位进出藏车辆的维修及一级和二级保养。保养场里的车钳刨、修理工、锻工、铜工、电工都是齐全的，修车师傅技术十分厉害。

建设初期的西藏，交通是命脉是生命线，而车辆是生命线上的航母。因为川藏公路线太长，为了让行驶途中的运输车辆的保养、供给、司旅人员的食宿、安全得到相应保障，负责川藏线上交通运输的西藏昌都地区运输公司应运而生。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藏交通运输部门建立了以成都至工布江达的1700多公里公路线上的21个运输站。这些运输站不论四季和白昼、有无节假日，都按照站务的运行功能，默默无闻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如荒原上闪耀的明珠，点缀在茫茫群山之间，为西藏的交通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吴微介绍，20世纪七八十年代，跑运输的车辆大都是国产的“解放”大货车，机动马率小，重车行驶在高原的土石路上，机械和轮胎的耗损相当惊人，坏在路上当“山大王”等救急是常事了。

许多年后，吴微还记得第一次为一辆“解放”车换机油的情景。她先是下到地沟，找到机油壳的螺丝。因为不懂怎样接废机油，螺丝一松后，黑黑的机油“唰”地冒出，给她从头淋到脚，连内衣都沾了油，整个人仿佛掉进油坑，浑身发出难闻的味道。

“之后学习换刹车片、换钢板、打千斤顶等，都出过不少洋相，幸好有师傅监督，师兄指点，我才慢慢入行。”

保养维修汽车是有时间规定的，每辆车进场不得超过3天。吴微所在的修理组只有几名师父，车多的时候，人手根本不够，她就得像男人一样干活，没有人替换，没有时间叫苦，只想着如何快速完成自己的工作，保证车辆正常运行。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修车既脏且苦。尤其是在冬天，在汽油里洗零件，寒冻冷冽从手指传导到全身，心脏像抽搐了一般，且汽油味直冲鼻子，那种滋味非得具有相当毅力才能忍受。

钻底盘的活儿，那就不仅是脏而是累。在地沟下拆零件，因为体力耐力不如男性，有时得半蹲着，腿脚不一会就酸痛了；有时得仰头，车上的泥巴灰尘就掉入眼睛或者嘴里，稍不注意碰到哪里，头上身上少不得蹭上油蹭上泥；遇到很难松开的螺丝，用力过猛工具打滑，还得伤了自己。

调气门也不轻松。调气门时，头朝下，肚子紧贴中间凸出的翼子板上。时间一久，血涌入头上，眼睛发胀，肚子憋得喘不过气。如果身体属肥胖型的，根本就干不下这门活儿。

最重的活就是换刹车片了。要先把货车后轮几百公斤重的轮胎拆下来，放气，用撬胎棍将轮毂取出，再把刹车片去旧换新，原样装回。这个活路，吴微总是拿出了吃奶的劲做，期间还要使用一些自制的工具和最原始简单的办法抬上轮胎。换好刹车片后，她已经一身泥、尘满面，汗出如浆，浑身酸痛了。

干修车这行，曾有“想开好车，就得先学修车”一说。一些修理工转行当驾驶员，处理机械毛病可谓得心应手。修好的大车出场前得去试刹车，吴微最喜欢随车在宽广的飞机坪一路狂奔，加油、换挡，风驰电掣的感觉，既过了车瘾也试验了刹车，不亦乐乎。

“也许是职业病的缘故，我去昌都工作后休假回成都，多次乘货车在川藏线往返，只要车辆抛锚，或者遇到熟悉的人车辆坏了，我都会不自觉地拿起工具帮师傅们修车。修车时，不管身上穿得再干净，也会钻到车底，鼓捣一番，直至车辆重新上路。”

1982年底，吴微被调到西藏昌运司机关当打字员。当她脱下了油腻腻的修车工装，坐在新打字机前闻着机械的油香，看太阳自窗口洒脱的照进打字室，铅字钉光线下幽幽闪烁，恍若被玫瑰的梦包围，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真实。

当她抬起因修车变得粗糙的手指，推动打字机的操纵杆敲出第一个字符时，裂嘴笑了。比起修车，打字机就是一个玩具，只要熟悉了其性能和操作原理，打起字来轻松摆平。

唯一的难点就是字钉的排列。字盘上罗列的字有两三千个，有的以常用词组编排，有的以汉字的偏旁部首陈列。由于字钉正面全是反向的，辨认起来相当费眼，但这也难不倒她：先打出一张字盘布局全景图，天天看、默默记，再加上时时打印文件，慢慢就熟悉了，用起来得心应手。

后来，吴微不愿别人动用她使用的打字机，便将字盘上字钉按自己的习惯编排，不熟悉布局的想用有相当大的难度。

打好的文件要印出来，就得动手调好油墨，一张张印刷。由于高原干燥，油墨放一会儿就凝固了，必须用台灯烤软继续用。有时候遇到开大型会议印刷的文件太多，脸、手、身上都糊上了油墨，甚至手上打起了水泡。但与修车相比，这点儿脏这点儿累根本不算啥。

打字机滚筒装用的打印纸是蓝色蜡纸，长期敲打字钉总会粘上一层纸绒，打出来的字迹残缺不全，就得洗字钉。有一天，吴微要了半盆汽油，把打字机抱到机关的空坝上，三下五除二拆散了，将字盘上的字钉全倒进汽油里泡着。

冬天的阳光绵绵如炉，暖着浸在冰凉汽油里的手。她一边洗着机身一边哼着歌，埋头干得挺认真。洗好了打字机重装好，再打上缝纫机油，调整了一下间距行距，捞出字钉一个一个装盘，整个焕然一新的样子让她很满意，如同面对恋人，不想与此分开。

事后，一位副书记告诉她：“那天不少科室的人站在楼上，屏声静气地看你把打字机大卸八块，好担心不能还原，而且正值年底会议特别多，如果机器坏了不能打印会议文件，大家加班事小，问题严重是要上纲上线的哦……”他拖长的音调意犹未尽，透出了许多未说出口的想法。

听罢，吴微有些得意，心想，不就几个零件嘛，用得着这么紧张？

到了1987年，吴微调到了昌都行署经研室不久，“四通”打字机问世。单位“一把手”交给她2万块钱，让她回成都采购一台液晶屏的“四通”MS2401型打字机。这种打字机是针式打印机和文字处理机的混合实用机型，也装上了随机配置的扩展板卡。机器买好了，恰好在成都第二百货公司有一个五笔输入法短期培训班，她便去学了8天。

这8天里，她啃着厚厚几本培训手册，背着字根口诀表，就在新机器上试用五笔输入法。当打出一段文字后，即可直接排版，设定字体及文件格式，通过色带直接打印，效率超过了机械打字机+油墨印刷，且干净环保，别提有多高兴了。

回到单位后，她就带了徒弟，徒弟再带徒弟，促进了打字工作欣欣向荣发展。行署地委大院里一些单位也买了“四通”，因为不会装扩展板卡、色带盒和打印头，纷纷把她叫去安装，一时让她很有成就感。

吴微有一名徒弟名叫次仁央宗，长得像草原的花儿般鲜嫩雨润，似碧空游弋的云朵袅娜娴静，也很聪明敏慧，学“四通”进步很快。就在刚刚收徒后没多久，次仁央宗因为出差翻车，香消玉殒了。

听到这个消息，吴微想起曾在成都陪她逛街、穿她的藏装拍照的情景，惋惜难过了很长时间。次仁央宗的甜美微笑，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很快，吴微又有了其他徒弟，有的也带出了高徒，有的改行，像浪花翻卷，在潮头留下美丽的身影，便奔向了另一个天地，展露自己的风华。

正当“四通”机在昌都风行之际，上个世纪90年代PC出现了。与“四通”打字机相比，新型的电脑办公软件在设计表格、色彩和多媒体上，视域更宽广、更人性化、更便捷、更美观，让吴微心驰神往。

吴微那时正抽调到地区机构改革办工作，有一台586MSDOS系统的电脑，由昌都实验小学抽调来的一男教师管理。男教师对待这台电脑像收藏私品，平时在上面打文件、制作表格，做得很神秘的样子，生怕让人看见，更不用说让她触摸电脑了。他越是这样，越激发了吴微学电脑的兴趣，并一心想超过他。

“我要感谢在西藏当打字员的经历。这段经历是我此后对电脑产生兴趣、对练脑智力开发、对文字应用直至对文学的敬畏，起到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

生活的磨砺，锻造了吴微乐观豁达、自强不息的品格。她说：“有些工作也许不如心愿，也许不会让你引人注目，但只要沉下心来托起理想之翼，在平凡的努力中创造平凡的伟大，生命的旅程将不是一无所获。”

吴微说这话，是有现实依据的。在昌都当打字员期间，特定的职业衍生了她的副业和爱好，让她写出生平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大路尽头的姑娘们》。此文1984年在《西藏文学》发表后，让她倍加感恩，觉得自己虽然学历不算高，但也是搞文学的料。从这一刻开始，她打起字来不仅仅是单纯的码字、完成工作任务，而是后半生一直要贯穿于生活的兴趣爱好。

文学，也让吴微在工作中增强了自信。1997年，吴微内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编辑《文艺报》。因为与文字接近的工作，她开始笔耕不断，以自己的人品和工作态度，慢慢融入了新的集体。她的作品陆续刊载于著名报刊杂志，还出版了散文集《奔向墨脱的灵魂》，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退休后，她以文会友，在一些公众平台编辑文字，向一些报刊杂志投稿，忙得不亦乐乎。从事文学创作，让她仍能制造青春的回响，发出生命的咏叹调。“倘或一天不抚摸亲昵文字，我就像失恋者那样沮丧抑郁，怅然若失。”

她还跟随84岁高龄的母亲张晓帆学习作画、整理书稿。不求声名显赫，也不放弃自己的初心，只愿在幽谷深处静静吐露芬芳。

为什么能邂逅文学？吴微说，这跟6年的筑路生涯有关，能活着走出墨脱，她发现自己已经从里到外开始蜕变。她相信，艰辛的成长比铿锵的成功更曲折。

她在一篇散文里这样写道：“眺望那些苍茫挺拔的山峰、飘逸的白云、掠过大地的雄鹰和燃烧的花树，我敬畏自然之心油然而生。如果没有这种敬畏，我们也许会迷失自我。志向高远，也得脚踏实地；任何得失亦非绝对的，只有时间的长河能够检验其果报。我不后悔把青春投放于无功的事业，因为我收获的人生经验是：谦逊、坚韧、诚实、勤俭如财宝，远远超过了所受苦难的价值，随时予取予用，并引导我开辟新的未来。”

退休后，她总愿意与朋友们分享在西藏的一段段风云激荡、永生难忘的经历。她承认，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她的人生际遇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但绝对不悲壮、不精彩、不震撼，可能永远与文学失之交臂……

如今，吴微已年过花甲，让她念念不忘的还是墨脱修路的经历。那段悲壮的过往，是她青春韶华的底色，也是她辛勤耕耘的生活源泉。人与自然的抗争，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因为牺牲和失败，给了这些抗争以崇高的色调。倾注着感情融入笔下，能产生溶泪水为勇气、凝鲜血为火炬、化悲痛为力量的艺术效果。2018年春天，她和当年的队友重走墨脱路。此时，嘎隆拉山上的隧道已畅通。曾经的荒凉之地，如今车来车往。她们早早来到了24K，坝子上已修建了寺庙，隧道从小垭口穿过。当年壮观的现代冰川，如今只遗留一堆乱石。仰望嘎隆拉山峰晨雾盘绕，依稀可见当年的路基轮廓。凄凄荒草漫山遍野，掩盖了一段火热又伤痛的过往。

吴微在散文里这样写道：“站在嘎隆拉山旁，它的肌理、它的线条、它的每条褶皱，深深埋藏筑路人那些令人落泪的故事。不然，它头颅上黑如曜石、像珠玉闪闪的流光会是什么呢？”

终于到墨脱县城了，吴微噙着泪抵达这个日夜念叨的地方，看见她真的恰似盛开的莲花，冰清玉洁，花瓣上宝光映现，美丽动人……“墨脱的美丽，不仅体现在自然风光上；她能走出深闺，是用几代西藏筑路人用生命和鲜血、泪水和汗水铸就的。”她深情地说。

从波密修路到成都修车，从打字员到散文作家，吴微的人生经历坎坷而丰富。她认为，职业的变换，与其说是生存生活的需要，不如说是雪域高原的馈赠。这份馈赠不仅让她在不同岗位上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术技能，还让她接下父母的衣钵，把人生命运与美丽神奇的西藏紧紧相联。